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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與環境承載容量的矛盾日益加劇，京津冀地區表現比較明顯。由于缺乏協同的環境資源管控機制，近年來，我國京津冀地區的空氣質量不斷下降，并長時間被霧霾籠罩。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模式，促進區域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在大氣污染治理上，京津冀協同發展，對沖破霧霾重圍有著怎樣的現實意義？如何協調好經濟發展和環境承載量的平衡？在產業布局和空間開發管控方面，該如何調整？日前，本報記者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

    記者：區域產業合理布局和資源有效配置是啟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動因，同時也是對環境承載力的一次擴容。那么，什么樣的產業集群，或者說什么樣的“全新增長極”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同時減少環境的污染？

    常紀文：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的目的，就是優化產業結構。只有優化產業結構后，才能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減少環境污染。“全新增長極”就是在發展中解決環境問題，在投資中解決環境問題。通過投資，比如產業升級、項目搬遷、優化結構，來發展區域經濟。如果離開經濟發展和國家產業政策的支持，讓市場進行自我淘汰是不太現實的。因此要拿出發展目錄和規劃，支持產業優化和升級改造。比如制定“京津冀產業規劃”，對水泥、鋼鐵廠進行優化。優化后的產值和稅收沒有下降，污染還減少了。在此基礎上，更大范圍支持產業升級改造，包括電力、水力，只有這樣，“全新增長極”才能實現。

    記者：京津冀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怎樣做到聯防聯動？通過什么手段去實現？

    常紀文：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工作會議5月審議通過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2015年重點工作》，但還是被動性的防治。主要是應急重污染天氣以及預防性監測，而在生態建設方面聯防聯動少。比如在生態聯防、城市增長邊界方面做得少，諸如水量分配、植被等方面。以白洋淀為例：白洋淀是北方最典型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湖泊和草本沼澤型濕地，處于京津腹地的海河流域，對穩定生態系統平衡有著重要意義，是不是需要京津冀三方投資建設？這也體現了一種生態建設方面的聯防聯動。

    記者：京津冀地區產業升級轉移重點領域指哪些？

    常紀文：規劃現在還沒出來，我理解是把不符合首都產業功能定位的，如耗水的產業或一部分制造業遷至河北，但不會是全部轉移，比如汽車制造業。那種認為將北京的全部制造業遷出的想法，也是不太現實的。

    記者：環境的約束性條件指什么？其對經濟的發展會不會形成掣肘？

    常紀文：約束性條件指的就是環境承載力。北京環境容量有限，產業結構要調整，要發展低污染產業。河北不能過分依賴重污染企業，也要發展綠色產業，如減鋼、減煤，但河北還是要保留鋼鐵生產基地的產業地位。約束性條件對經濟的發展不會形成掣肘，但會產生投入的。今年年底前，河北的發電廠要完成超低排放，這是需要資金投入的。

    記者：京津冀地區的環境標準如何統一？在此基礎上，如何協同發展？

    常紀文：不一定要統一。有些標準是沒辦法統一的。各地經濟條件不一樣，一些排放標準也沒辦法做到統一。比如河北地區的排放標準做到統一會較艱難。現在要研究哪些標準可以統一，哪些應該協同，這樣才可能實行下去。

    記者：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生態環境保護規劃落實到一個共同的規劃平臺上（多規合一）以充分考慮環境容量，該如何實現？

    常紀文：北京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京津冀地區一體化要推行“多規合一”，下一步應該把“多規合一”作為一體化的前提條件。規劃綱要出臺后，一些產業，如交通、環保，要優化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城際綜合交通體系，推進區域性公路網、鐵路網建設。這些規劃的落實還要事前做一個綜合性的座談。因為方法、時間和尺度上的不統一會造成新的矛盾，所以要聽取多方、多部門意見，這樣才可能將一個跨部門、跨地區的工作最終實現。

    記者：“空間開發管控”的理念是否可有效規制和解決“城鎮開發中生態空間被擠壓、區域整體生態容量降低”的問題？

    常紀文：這實際上是兩個抓手。一個是“城市群”。通過優化布局、資源共享、統一部署、實現共同效益的提高；另一個抓手是“生態開發管控”。生產、生活、生態要布局好。一些地區可以進一步整合，且規劃調整時要有“紅利”，這才有積極性。而通過地理空間擴張，比如保定、石家莊，一說開發就把空間面積擴大好幾倍，這是不對的。要統籌考慮產業發展、人口集聚與城市建設布局，促進產業與城市融合發展、人口與產業協同集聚，即“產城融合”。要在現有條件下去尋找“紅利”，比如在非污染型工業區開發地產，建住宅區、建商品樓，地價會升值，區域優勢會有所提升。總之，要結合本地優勢發展經濟，不要讓工業結構過于趨同、千篇一律。

    記者：京津冀地區生態環境承載力脆弱，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矛盾突出，如何做到能源的清潔利用？如何在保持相當產能的基礎上，保障生態環境的相對穩定？

    常紀文：未來50年，煤炭和石油仍是我國主要能源供給。現在，燃煤超低排放技術已實現，且運行成本也在降低。設想是把天然氣、電這樣的清潔能源給居民使用，少用煤炭；煤炭總量用在發電、集中供熱、金屬冶煉這些超低排放領域。通過用途管控的方式，區分清潔能源和超低排放能源的使用領域。現在能源法修改工作已啟動，對于清潔能源以及煤炭和石油能源的使用管控，會寫入能源法的修訂內容中。

    記者：京津冀一體化國家戰略已經啟動，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將逐步深入，那么，治理效果將何時有所顯現？

    常紀文：根據2013年9月頒布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其具體指標是到2017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細顆粒物（PM2.5）濃度在2012年基礎上，下降25%左右。實際上，大氣治理涉及到污染企業搬遷、設備投資更新等等，都需要一個時間和過程。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治理效果會有一個明顯的凸現。（記者：劉喆）

來源_中國建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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